傅瑩：全球的變革與中國的角色

世界贊嘆中國推動經濟全球化

今年慕安會的主題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感嘆，當今世界的不確定性在他職業生涯中前所未有，不同的利益和價值取向由表及里侵蝕著社會，加速西方的衰落。與會歐美人士明確感知到舊的國際秩序難以維系，需要確立新的秩序，卻很難清晰判斷世界將向何處去，會場內外可以感受到某種張皇和探求的情緒。

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國，希望知道中國的觀點。我在慕安會期間的交流和與青年領袖代表的座談中，聽到人們熱議習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和日內瓦萬國宮“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上的演講，認為是在一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陰霾中給世界帶來信心，宛若逆流中的砥柱，顯示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經濟全球化的支持者。他們建議中國細化主張，把支持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號召力轉化成行動力，推動全球化走出逆境、走向完善。

我介紹了中國對全球治理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務實主張。2013年習主席正式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三年多來，這個倡議得到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中國同56個國家和區域合作組織發表了對接“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同文件，同11個沿線國簽署自貿區協定，與56個沿線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截至2016年6月，中國國企在2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承建大型交通基礎設施項目38項；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累計達511億美元，在18個沿線國建設了52個經貿合作區，累計完成投資156億美元。中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自2016年1月啟動以來已吸引57國簽署，累計發放17.3億美元貸款支持7個國家的9個基建項目。5月將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與各國共商如何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實現各國優勢互補，帶動區域新增長。

不少人對“中國決心”“中國速度”表示欽佩，更感嘆中國推動全球化之實是他們未曾料到的，也很難從國際媒體報道中得到全面反映。他們建議中國更多向世界傳遞信息，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的理念、目標、誠意和能力。

西方推動全球化方式出現偏差

國際秩序和中國新領導角色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界討論的熱門話題，但對什么是“秩序”、什么是“領導”，概念并不像字面那樣清晰。

中國一向認為自己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創建者、受益者和貢獻者，也是改革者。這個“國際秩序”指的是以聯合國為主體，包括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等相關國際機制構成的國際框架。這個秩序最初是二戰后由戰勝國主導設計，基于民族國家理念和多邊主義的“世界政府”理想而創建的，對保障世界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冷戰后美蘇兩大集團隔絕的消融和多邊主義的提升，使得這個國際框架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它提供的基本規則體系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隨著資本、市場、技術、人才和產業從發達國家向更加廣泛的區域擴散，在交通便捷和技術進步的帶動下，經濟全球化得以形成洪流。

美國作為冷戰后幸存的霸權，以勝者自居，被建立“世界秩序”的幻想沖昏了頭腦，有學者提出“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國的“世界秩序”概念是一種美國領導下的單極霸權體系，而且不愿受到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秩序的約束，尤其在安全等問題上經常繞開聯合國及其倡導的國際關系準則，自行其是。這個“世界秩序”的內核是由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和共同價值，在觀念上是排他性的，視美國及其盟友信奉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為優于且必然要取代其他的“山巔之城”，把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駕于其他國家安全利益之上。中國并不認同，也不見容于此。

冷戰后國際形勢發展最鮮明的趨勢性特征是經濟全球化，美國和西方集團最初是其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新一個階段的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科技和文明進步，新興國家的增長擴大了世界經濟和市場的規模，各國都從中受益。然而，近年國際形勢中的動蕩因素上升。一方面大國地緣戰略矛盾回潮，中東等地區沖突后遺癥嚴重，全球各種傳統和非傳統的安全挑戰令現存國際秩序應對闕如。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世界經濟進入結構性低迷，國與國之間增長不平衡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日益突顯，尤其是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地位下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興起，西方國家許多民眾質疑全球化的路是不是走錯了，美國在全球化面前進退失據。

導致上述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就經濟全球化而言，它實現了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未有預設的治理，沒能解決好對資本的管控和對蛋糕的合理分配問題。在熱議的全球儲蓄與消費失衡問題背后，是更深層次的失衡——世界財富分配失衡和南北發展失衡。

政治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積極推進的全球化不僅限于經濟領域，而是“全球西方化”，在自由主義旗號下大力輸出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結果不僅導致一些國家陷入長期動蕩，由此產生的難民潮也終為西方所負累，使改造者和被改造者都付出沉重代價。安全上則固守集體防務“小圈子”，不惜通過侵害別國安全來維護自己的絕對安全，而圍繞同盟與非同盟利益沖突產生的對立和對抗，也給同盟體系帶來很大損耗。

國際秩序和經濟全球化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表明，全球治理體制已站在一個歷史拐點上，改革是大勢所趨。推進變革須找準癥結，在這方面，與其說現行國際秩序發生了失序，不如說這個秩序當中最強國的目標出現了錯位；與其說經濟全球化有了問題，不如說西方推行經濟全球化的方式出現了偏差。不能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國際關系準則就過時了，而恰恰是因為未能得到認真履行。也不能說經濟全球化是失敗的，而只能說西方從主觀角度出發為經濟全球化設定政治目標是失敗的。而新的全球性問題不斷出現，需要新的思維和方式去應對和治理。

改革國際秩序不意味另起爐灶

習近平主席以一個負責任大國最高領導人的姿態和遠見，多次闡發中國對國際秩序之變和全球化挑戰的看法，推動改進國際秩序、完善全球治理。

中國主張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層出不窮的國際矛盾。習主席在2015年9月在聯合國發展峰會和今年1月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講話中指出，人類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也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要解決好各種全球性挑戰，根本出路在于謀求和平、實現發展，“必須攥緊發展這把鑰匙”。

對于經濟全球化，中國發出了這個時代急需的冷靜、客觀、建設性聲音。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但其實質是包容和開放，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正視問題，也不能開倒車，要適應和引導好它，讓它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和可持續，各國人民共享好處。

習主席把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和全球治理觀上升到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主張國際社會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作出努力，實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這其中，主權平等，是數百年來國與國規范彼此關系最重要的準則，也是聯合國及所有機構、組織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則。溝通協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談判是解決沖突的根本之道。

他還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則，比如四個“發展”：公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全面的發展，創新的發展；五個“堅持”：堅持對話協商，堅持共建共享，堅持合作共贏，堅持交流互鑒，堅持綠色低碳，等等。

這些闡述都在促進國際關系理念的發展和理論的創新，意味著中國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并非另起爐灶，而是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

中國需對“全球西方化”保持警惕

原則、方向、路徑都已明確，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落實好。改革和完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必然是個復雜、曲折且漫長的過程，中國首先要走好自己的路，解決好經濟和民生問題，以自身改革和開放的成功影響外部世界變革的方向。要秉承多邊主義，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機構運作，順應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在自己有優勢和條件且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領域，主動設計、提供新型公共產品，促進南北交流互鑒和合作。當前是立足于周邊，腳踏實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深入引領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上海合作組織自貿區、亞太自貿區等的談判或可行性研究，著力打造周邊、亞洲命運共同體，以亞太區域合作潮流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以亞太伙伴關系網絡建設帶動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建設。善加利用自身國際影響力的上升，積極開展大國協調，推動大國關系架構朝均衡穩定的方向調整，而不是再次滑入零和對抗的泥潭。秉持對話溝通、開放包容的精神，向世界解釋好自己的主張，主動影響國際輿論，消減猜疑。

同時，中國需要繼續以全面、開放的心態向世界學習。認識和順應經濟全球化是中國在發展中大膽體驗和學習的結果。改革開放之初，基于對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判斷，中國打開國門引進人類文明和技術成果，借助經濟全球化浪潮實現跨越式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并非沒有困難和爭論，也不是沒有遲疑和退縮，但中國最終承受住了經濟全球化倒逼改革的巨大壓力，經過一輪又一輪不可謂不痛苦的調整，堅守住改革開放的航向，成功駕馭了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不僅自己取得成就，也為人類進步做出重大貢獻。中國對全球化有取有舍，尤其對西方強行輸出價值觀、主張所謂“全球西方化”保持警惕，堅持走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保證了內政穩定和政策延續。這些歷史經驗，要在引導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制變革中堅守。

中國清醒看待“全球領導者”光環

現在一個頗有市場的觀點是，美國要從“領導席”上“退出”了，中國將填補“權力真空”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我與各國政學界人士探討國際秩序時，他們也常使用“領導作用”這個詞描繪中國，認為中國取代美國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是遲早的事。

“世界領導者”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對美國國際權力的定義，現代意義上的“美國領導”源自上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霸權穩定論”，即國際體系需要一支主導性力量，能夠管理、規范國際體系其他成員的互動行為。美國在二戰中贏得世界強國的地位，冷戰中扮演了西方領導者的角色，冷戰后一直努力成為“世界領導者”。1997年白宮公布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扉頁上寫著“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明天，今天必須領導世界”，這是美國對自己世界角色的權威總結。奉行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奧巴馬政府極度強調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作用，將其作為貫穿始終的執政理念。即便是試圖顛覆奧巴馬外交政策的特朗普總統也不否認美國的“世界領導者”作用，而是主張先以“美國優先”，恢復實力，再重擔“領導世界”的責任。

必須看到，美國中意的所謂“世界領導者”地位以“上帝視角”俯瞰世界，背后隱含著的是霸權國爭取權力最大化的新現實主義信條。美國賴以維系“世界領導者”地位的支柱是：干預全球局勢的超強軍力和盟友體系；支撐世界經濟運轉的雄厚實力和廣闊市場乃至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西方標榜的“普世價值體系”。如前所述，美國在斗垮蘇聯這個主要敵手之后，心態膨脹，試圖領導西方改造世界，走錯了路，給世界帶來混亂，自己也付出沉重代價。如果說奧巴馬執政期間已有反思，強調伙伴協商、慎用武力以恢復“軟權力”，那么特朗普當政后這種反思更加深入，上升到美國要不要替別國承擔那么多責任、要不要四處為敵的高度。世界應該歡迎美國對其國際目標的反思和調整，但美國全球戰略的慣性實在太強了，地緣競爭、領導世界的誘惑也實在太大了，很難說就一定會改弦更張。美國不是第一次陷入困境，未來如何調整尚待觀察。

既然是追求國際權力的最大化，就會不由自主地壓制現實和潛在的競爭對手。顯然，這種范式不符合中國的外交哲學和外交實踐，不可能成為中國的國際目標。中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秩序，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石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國作為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外交奉行不干涉內政原則，主張國際社會成員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相待。中國不是美國，不可能追求美式霸權。

中國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仍是發展中國家，自身面臨的瓶頸問題還有很多，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需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而且，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國家的長久大計。說一千道一萬，中國作為一個規模大國，只有把自己的發展道路探索成功，才能對世界各國的改革發展產生持續的、強有力的示范和引領作用。

那么究竟該如何界定中國的世界作用呢？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李克強總理3月5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重申了這一定位。習主席還多次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實際上也是在提醒我們面對“全球領導者”這樣的光環保持頭腦清醒和心態冷靜。中國再怎么強大也不可能統攬天下事，這個世界上錯綜復雜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各國商量著辦。毋庸置疑，中國對國際秩序有著自己的追求，肯定要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事實上已經在這樣做了。比如，中國作為東道國主動設置議題，推動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就建立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達成共識，引導經濟全球化進程向前邁出新步伐。再比如，2016年9月3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巴黎協定》，習主席在杭州親自將批準文書交給聯合國秘書長，在應對氣候變化上領世界風氣之先。

推動構建更具包容性國際秩序

安全威脅的復雜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大挑戰。像中國這樣一個身處復雜地緣環境中的大國，不會推卸自己肩頭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的責任。回顧歷史可以看出，自17世紀民族國家在歐洲興起以來，人類從未實現普遍持久和平，一個又一個世紀見證的是權力爭斗和血腥沖突，國際政治舞臺上一直是“你方唱罷我登場”，這樣的劇本不應再重復了。中國是要在21世紀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將開創全球性大國和平崛起的歷史先河，因而也有責任、有必要構建這樣的能力，去推動整個世界沿著和平發展的路徑走下去，正像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的，要“積極提供解決全球性和地區熱點問題的建設性方案”。

在未來國際秩序的改革和全球治理的構建和完善過程中，中國與美國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平衡乃至觀念上的協調是需要處理好的一對矛盾。兩國在政治制度和國際關系理念上有比較大的差異，中國對美國的一些做法并不認同，但雙方在很多領域也有共同利益和基本共識，是需要也是可以合作的。中國應該能在自己認同和具有能力的領域逐步增加投入，體現大國擔當，讓變革水到渠成。

全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外延，參與國際治理需要以良好的國內治理作為基礎。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對內強調發展、進步、公平、法治，對外促進和平、合作、公正、共贏。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實現和平崛起，同時反哺經濟全球化進程，推進國際秩序的合理變革，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不會也沒有必要回到大國地緣戰略爭奪、列強爭霸的老路上去。長遠看，中國應該有興趣、有能力、有魄力推動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好比搭建一個能為大家遮風擋雨的共同屋頂，最大限度地容納各方利益訴求和治理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