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訪華的新聞熱度漸退，此時我們可以更加客觀地評價中美兩國在此期間達成的各項經貿成果，比如：2535億美元大單“含金量”有多少？中國開放金融服務業影響幾何？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態度和政策松動了嗎？中美經貿合作前景如何？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接受CF40秘書處訪談時指出，此次中美元首北京會晤，在政治和外交上意義十分重大。但中美之間基本矛盾和基本利益沖突依然存在，不可能通過一次元首會面就得以解決，所以未來雙方還會有許多爭議，中美合作前景也會有起伏。

余永定認為，2535億美元大單中的一些貿易安排對美國來說一方面是很好的消息，但另一方面卻不一定能夠在美國產生巨大的反響。這些訂單改善了中美關系，但并沒有實質性突破，美國也很難說會對中國作出實質性讓步。

在談到特朗普訪華結束后中國宣布的金融開放政策時，余永定表示，金融服務業開放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負面沖擊。金融服務業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兩件不同的事情，這次金融服務業的開放與過去制造業或其他行業開放的性質是一樣的，即允許外資銀行在中國提供金融服務，而不是允許資本不受限制的跨境自由流動。

總體來說，余永定認為，中美經貿關系前景應該會比較樂觀，但是中間的曲折一定非常多，中國一定要抓緊這個時機，切實做好具體的工作，使中美關系更上一層樓。

 

中美合作前景廣闊，但仍會面臨起伏

此次中美元首北京會晤，在政治和外交上意義十分重大。中美是全球前兩大經濟體，與特朗普上臺前相比，兩國似乎比過去更容易找到共同利益，雙邊對話也比過去更容易。現在國際上很多觀察家認為，中美兩國在以后的國際治理、國際秩序方面的合作會越來越多，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現象，合則兩利，斗則俱傷。歷史上，現有霸權國家很少沒有通過武力手段回應新興強國對其霸權地位挑戰的。但歷史是政治家創造的，事后回顧，歷史上的許多戰爭其實是偶然事件，特別是政治家的戰略誤判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人類的宿命。

特朗普最大的特點是一個就事論事的商人，關注的是實際利益，不像過去民主黨政府那樣特別受意識形態的影響。由于中美兩國在國際分工下存在很大的互補性，如果將政治因素的重要性降低，中美兩國就事論事，各自謀利，會是一個雙贏格局，而不是零和博弈，這是中美兩國合作的基礎。 這次會晤為兩國以后經濟關系改善、經濟合作加強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而雙方經濟的相互依存度越高，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一系列矛盾和利益沖突依然存在，不可能通過一次元首會面就得以解決，所以未來雙方還會有許多爭議，中美合作前景也會有起伏。對此，我們需要做好思想準備，不要樂觀認為會一帆風順。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令人高興的開始，今后我們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實事求是討論中美經濟合作前景上。

中美國關系的基礎是經濟。建立良好經濟關系的基本原則是互利。這次中美雙方簽署的合作協議大單，顯示中國確實有實力幫助美國。相對應地，美國也就適航協議等中方關切的問題作出一些表態，給予中國相應的好處。但是，對于交易的公平程度，作為局外人，我們無從評價。

2535億美元大單剖析

中美簽署的2535億美元大單數額巨大，確實給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但美國也不見得會因此而特別感激中國。

實事求是地講，在2535億美元的一攬子協議中，中國在美國能源領域投資占主要部分，有三筆貿易占協議總額的50%以上，分別是中國神華集團和西佛吉尼亞州政府簽訂《諒解備忘錄》向該州的頁巖氣開發和化工公司投資837億美元；第二筆是中國石化集團與阿拉斯加州天然開發公司簽署價值430億美元的一項協議，聯合開發天然氣，并從該州海岸北部輸送到南部；還有一筆是中石油和得克薩斯州液化天然氣出口公司簽訂長期向中國提供液化天然氣《諒解備忘錄》，110億美元。這三項再加上其他一些能源交易，中國的能源進口投資協議總額占到2353億大單的2/3以上。但協議中中國對美國制造業的投資不多。這些協議中有相當部分，例如購買波音飛機，可能雙方已經談了很長時間，已經商定好了，并不是在這次談判中取得的突破。就制造業而言，中美訂單主要涉及到波音飛機、手機芯片、汽車零部件這三類。這些恐怕中國本來也要從美國購買。所以，對美國來講，這些貿易安排一方面是很好的消息，但另一方面，卻不一定能夠在美國產生巨大的反響。這些訂單是改善了中美關系，但并沒有實質性突破，美國也很難說會對中國作出實質性讓步。

金融服務業開放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負面沖擊

特朗普訪華后，中國金融業準入對外資放開。我認為坊間對此存在一些誤解，外界把金融服務業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化聯系起來，但這是兩件不同的事。中國在加入WTO時，已經許諾要盡快開放金融服務業。中國開放金融服務業，例如，允許美國人到中國開銀行，允許其在中國吸收存款，并給中國企業或者在華外資企業發放貸款，但并不意味著允許外資金融機構自由地把所吸收的人民幣存款兌換成美元匯出，或者把美元資金拿到中國兌換成人民幣后放貸。

所以，這次是金融服務業的開放，與過去的制造業或其他行業開放的性質是一樣的，即允許外資銀行在中國提供金融服務，而不是允許資本不受限制的跨境自由流動。

金融服務業開放，符合中國貿易自由化的原則。當然這種開放必須對等，中國對外資開放，美國也得對中資開放。事實上，在此前一段時間，中國已有不少銀行到美國建立分支機構，有經驗也有教訓。現在我們金融機構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相互攀比。我們不熟悉美國的文化、法律、法規，甚至連語言障礙都沒有完全克服，要當心掉入別人設下的陷阱。

即便中國開放了金融服務業，對美國來講，也是需要試水的。目前暫時還看不出外國金融機構會大量涌入中國或進入某些金融服務部門的可能性，美國人并不知道到中國開設新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開展新的業務能不能賺到錢。

在相當長時間內，美國還不會對中國的金融服務業造成很大的沖擊，而且中國也確實需要外部的力量進入，來施加競爭壓力。如果中國本土銀行、國有銀行提供的服務不好，客戶就可以去找外資銀行。增加國內金融服務業的競爭者，會迫使中國很多金融服務機構改善服務，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與廣大民眾。

中美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合作前景

“一帶一路”可以從兩個不同角度看，一是地緣政治角度，另一方面是純商業角度。二者不同卻又相互聯系。

中美可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一些合作。如果能夠合作是最好不過的，因為這可以分散投資風險。但美國不會將其放在“一帶一路”框架之中去，這是中國自己把它放進去的。例如美國想在中亞某國做一個項目，中國正好也想在那里做一個項目，兩國之間有共同的利益就一起合作。對中國來說，這是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對美國來說，這就是簡單的投資。美國不會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就將其投資計劃納入到中國的軌道里來。但也不排除一種可能性，中國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投資優惠，如果美國有利可圖，它的積極性可能就會增加。

另外還要看到一個事實，到目前為止，歐美是中國大部分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且增長最快。在歐美投資相對安全，能夠獲取先進的技術、形成品牌、學習先進管理經驗、建立廣泛的市場網絡，企業在那里投資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能因為海外投資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不支持或少支持。

不管企業海外投資在哪個地區，原則是一致的，只要投資符合國家發展階段，符合產業升級、價值產業鏈升級，能夠帶來先進技術、知識產權、網絡、品牌經驗甚至是降低生產成本，國家就應該支持。中國的走出去是全方位的。這種全方位的走出去同“一帶一路”并并不矛盾。

“一帶一路”倡議當然包含地緣政治考慮。但商業考慮應該是第一位的。在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不變的友誼，只有永遠不變的利益。

中國要防止重犯過去的錯誤，一股腦把錢投到別國，最后滿足不了對方的要求而導致反目為仇。所以，海外投資應該首先以商業原則為指導，如果賠錢、風險大，就不應該投，因為這種投資對于受援國本身也沒有好處。

美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有可能會轉變，這種轉變不一定是出于地緣政治考量，而是商業因素，美國可能會看到其中的賺錢機會。例如，在戰后中東的重建過程中，中美之間是否能夠有進行合作的可能性呢？美國現在可能有一些后悔，認為不應該像之前那樣抵制“一帶一路”，但也是僅此而已。

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也才剛剛開始，今后發展情況到底如何，現在也很難說。我們要穩步推進，關注投資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不要因為有地緣政治考慮就忘掉商業因素。因為在項目審核上，“一帶一路”的相關項目會有優惠，一些本來無關的投資就打著“一帶一路”的名義，硬要扯上關系，這是不對的。商業就是商業，不要混在一起，做事情不能著急，慢慢推進肯定能夠得到好的結果，太著急反而可能忙中出錯，達不到目的。除非政府有明確的特殊政策，對以“一帶一路”為名提出的融資要求，金融機構應該一律按普遍適用的商業原則審核。

中美貿易失衡是全球問題

中美貿易順差，并不是中美兩國之間的雙邊問題，而是一個全球的多邊問題。現在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比較大，但中國對全球貿易順差并不是很大。從理論上來講，貿易順差、逆差，不應僅看兩個國家。但美國政府的態度是，最大貿易順差國是中國，所以它就盯著中國，如果中國不調整對美國的出口政策，美國就會發動301調查、反傾銷調查，設置各種障礙。我們認為美國不講道理。美國確實不講道理，但你能拿它怎么辦？國際分工對世界各國都有好處，單個國家福利水平也會增加，但并不是每一個社會集團的福利水平都會增加收益。

目前，全球化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少部分人得到最大的利益，多數人得到一些利益，另外有一部分人沒有得到利益甚至受到損害。沒有得到利益甚至受到損害的人當然會有反對意見。中國競爭優勢是勞動力密集產品，這也增加了美國藍領工人的失業問題，所以就會存在一些中美貿易爭端的問題。但只通過增加中國在美投資，恐怕解決不了問題。更何況，中國本身就有失業問題。中國向一些更貧困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正常現象，但一些企業寧可在美國投資而不愿意留在中國，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政策（如稅收政策、匯率政策）有問題呢？

從長期來說，中國需要進一步調整發展戰略，靠國內的消費和投資，而不是靠出口推動經濟增長。從短期來看，中國需要對一些出口鼓勵政策進行調整，消除市場扭曲，盡可能削減直接或間接鼓勵出口的激勵機制，讓企業根據其比較優勢決定要不要向美國出口、應該出口多少。例如，過去中國堅持人民幣不升值的政策，實際上是增加了中國企業之間的競爭、惡化了中國的貿易條件，補貼了美國消費者。與此同時，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大研發力度，加速產業升級，增強同美國在高知識、高技術、高價值增值端產業和產品上同美國的競爭力。這些戰略和政策的調整不僅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間的貿易平衡，而且有利于中國自身發展。

美國在許多問題上背棄了貿易自由化的原則。我們要從美國進口高技術產品，美國卻不肯對中國出口。美國僅靠對中國出口農產品和少數幾類資本密集型產品是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的。美國如果不肯做讓步，單靠中國一方努力，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

美國現行的一些保護主義措施（如投資審查程序的改革、認定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從而征收高額關稅等），在未來很難有進一步放寬或軟化的可能性。如果中國的勢頭太猛，則不會被放寬。對此我們需要力爭，但不要寄予更高的希望。中國應該采取既堅定又靈活的方式，既不咄咄逼人，也不卑躬屈膝。中美是平等的談判對手，必須是互諒互讓。

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是否有可能放寬，這很難說，但是中國應該強烈要求放寬。中國要高舉貿易自由化道義的大旗占領道德高地。當然，我們也很清楚，美國真正核心的技術是一定不會給中國的。中國只能依靠自主創新。

總之，特朗普上臺可能又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期。上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要對中國采取對抗性態度，但后來因為各種事情轉移了目標。特朗普在任總統的這段時間，中美關系有望得到改善，因為特朗普需要在對華方面提升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對中國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一定要利用好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