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國際比較

1.1 中國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發達國家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的人均GDP數據，按當期匯率換算成美元對比，2016年中國人均GDP為8123美元，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國、德國、法國、日本，80年代初的英國，90年代初的韓國。2016年中國人均GDP首次高于中高等收入國家人均GDP （7939美元），和全世界人均GDP 10151美元的差距進一步縮窄，最接近于200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自1992年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來，中國人均GDP年度增速一直遠超世界平均增速。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自2015年開始，高等、中高等及中等收入國家的人均GDP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出現下行，但中國人均GDP在2015年和2016年仍繼續保持5%和1%的正增速。

 

不過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各區域經濟發展仍存在不均衡等因素，在換算成美元后，我國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的水平。201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5060美元，而同期美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400美元，2015年，中國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當于同期美國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韓國水平的35%、英國水平的17%，大約等同于美國上世紀70年代初的水平。英國和日本自上世紀80年代有統計以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我國當前水平。日本近年來以美元計價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波動，但主要是受匯率因素影響，以日元本幣計價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維持穩定。

 

1.2 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中國人均GDP首超中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這標志著我國邁入向高收入國家方向發展的關鍵階段。如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指的是當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后，勞動力成本上升，但技術創新并未得到顯著發展，導致該國家與低收入國家相比，失去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優勢，而在技術創新方面，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比肩，導致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產業結構性改革，推動第三產業發展，構筑新的經濟增長推動力。中國的優勢產業集中在勞動力和資源密集型行業，但邁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后，勞動力和原材料等價格上漲，推動經濟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進一步深化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如何平穩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中國現階段的較大挑戰，其核心關鍵在于在穩健增長，調整結構，惠及民生，促進改革之間尋找平穩點，以可持續的方式循序推進。未能實現轉型，或是創新瓶頸未能突破，是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停滯不前的原因。中國政府在結構升級中因勢利導，積極推動供給側改革促進行業出清和技術革新，提出了“中國制造”的全面深化改革規劃，改變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局面。

中國經濟逐漸向服務業和以消費為主導的增長模式轉變，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將繼續提升。國家發改委在6月15日定時定主題新聞發布會上強調“目前，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從國際經驗看，已經進入服務業全面躍升的重要階段。”發改委發布的重要文件《服務業創新發展大綱（2017—2025年）》也明確了一個核心（打造促進服務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和軟環境）和三個重點（1.放松管制、促進競爭； 2.擴大開放、融入全球；3.完善機制、提高標準），積極推動中國由服務業大國向服務業強國邁進。

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消費升級，擴大內需，維持經濟發展動力，不過分依賴外部經濟，降低外部波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全球央行貨幣政策邊際收緊，長期寬松和低利率的金融環境可能面臨拐點，部分金融市場或將受到沖擊。潛在的貿易摩擦、貿易逆差和外部債務積累，是部分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中國經常賬戶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并且是對外凈債權人，持有的外國資產大于欠外國的債務，對外部經濟依賴度相對較小。

循序漸進發展城市化，緩解因快速發展帶來的城市問題集中爆發，形成對經濟的持續支撐。應注意避免拉美國家“過度城市化”問題，即大城市過度發展導致人口過于集中，造成城市與農村差異懸殊以及大城市內存在大量“貧民窟”的現象，收入差距擴大，社會嚴重分化，中低收入居民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減弱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激化社會矛盾。中國城市化進程和拉美國家情況不同，但需引以為鑒。十八大已明確提出“新型城鎮化”概念，堅持以人為核心，強調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實現城鄉統籌和可持續發展。新型城鎮化目前進展良好，第二、第三產業比重穩步上升，逐步促進產業發展和提升勞動力集聚能力。同時，新型城鎮化將助力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公平發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二、城市化率接近于1930s的美國、50s的日本和80s的韓國

2.1 我們認為，未來中國城市化進程依然處于高速發展階段

2016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57.35%。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過，二十一世紀影響人類發展的有兩件大事，一是美國的高科技發展，一是中國的城市化。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6年末，中國城市數量達到657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7.35%。

城市化率口徑中是包含一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在我國，城市化率的計算是以城鎮常住人口為分子，以總人口為分母計算得出。所謂常住人口就是城里面居住6個月以上的人群，包括一次性居住6個月，或者是一年之內居住過6個月以上。因此城市化率的統計口徑中不僅包括了具有城鎮戶口的人，也包括了部分擁有農村戶口但長期在城市工作的人。不過這樣的統計口徑與國際通行的標準是一致的。如在聯合國公布的數據中，2014年中國城市化率為54.41%，與同期統計局公布的54.77%極為接近。

 

中國城市化進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國、1930年的美國、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韓國。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歷史數據相對照，我們找到了各國與中國城市化率相當的年份。可以看到英國、德國、美國是最早啟動城市化進程的國家，隨后法、意、日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均在1960年之前就達到了中國當前的城市化水平。前蘇聯（1965）、巴西（1970）、南非（2000）也分別先后達到了中國當前的城市化水平。

對照各國城市化發展歷史，未來五年中國城市化進程依然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在下表中列述的16國達到中國當前城市化水平后，其后五年內，其城市化率平均增長3.52個百分點。其中1970年之后達到這一水平的經濟體城市化速度更快，五年內平均增長4.62個百分點。但這其中也包含兩個例外，一個是1930年的美國，一個是1965年的瑞士，兩國五年內城市化水平都是停滯的。究其原因，美國是受1929年大蕭條影響所致，而瑞士則是在收入水平大幅增長后出現了一定逆城市化現象。

 

2.2 各國城市化進程存在三種不同的模式

在各國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存在三種不同的模式。首先是英美發達國家模式，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這些國家城市化進程的推動力量主要是第三產業。在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不斷擴大，而第二產業占比不斷縮小。如1990年，美國城市化率達到75.3%，第三產業占比升至77.7%，但第二產業占比降至20.7%。

 

其次是日本和德國模式，包括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家。在這些國家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第二產業依然是重要的經濟支柱，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城市化的貢獻是相當的。如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達到75.7%，第三產業占比升至51.0%，第二產業占比依然高達43.2%。之后日本第二產業占比也終于逐漸回落，第三產業占比上升，但與前一種模式不同，第三產業占比擴張之下，城市化率并未繼續快速上升。這一種模式下最終城市化率往往略低，如意大利至2014年城市化率也只有68.8%。

 

第三種模式是拉美國家模式，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國。這些國家在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第三產業在GDP當中的占比走高，第二產業占比走低，與英美發達國家模式相似。但不同于前兩種模式的是，這些國家在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就啟動了城市化進程，隨后人均GDP持續低于同樣城市化水平的其他國家。如1995年美國、加拿大、巴西的城市化率分別是77.26%、77.68%、77.61%，極為相近，但（已基于購買力平價調整過）人均GDP分別是2.9萬國際元、2.3萬國際元、0.8萬國際元。

 

2.3 城市化進程的邊際拐點何時到來？

各國城市化的歷史表明，當城市化率達到70%-75%左右時，城市化的進程將放緩。城市化率的增長往往會呈現一個拉長的S型曲線，即經過第一個拐點后城市化率加速上升，而經過第二個拐點后城市化率增速將明顯放緩。

 

我們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邊際拐點或在10年后到來。在上述三種城市化模式中，我們認為中國更接近日本和德國模式。一方面這些年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系較為緊密，包括進城務工人員在內，相當一部分人口來到城市進入了建筑業和制造業。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均耕地較少，也不適宜于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同時歷史因素導致土地產權問題較為復雜，這也比較接近日本德國等“舊大陸國家”，而非美國等“新大陸國家”。根據日本和德國模式的經驗，我們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或在達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緩。以最近幾年的城市化速度推算，這意味著當前我們距離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邊際拐點還有10年左右。

2.4 推進城市化的本質是提高潛在經濟增速

生產要素改革決定經濟長期發展。近年來，各類供給側和需求側政策層出不窮，導致市場對生產要素改革的關注往往不足。雖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影響立竿見影，是熨平中期經濟波動的利器，但長期經濟增長速度則由各類要素生產率的進步決定。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對生產要素的改革所釋放的制度紅利，是中國經濟取得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當前生產要素改革包括兩個重要方向，一個是以非戶籍人口落戶為主的勞動力要素改革，一個是以農村土地流轉為主的土地要素改革，而這兩項改革實際又都指向經濟增長的核心目標，即人的城市化。

2014年3月16日，新華社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45%。當前來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0%的目標不難達成，這相當于2017-2020的四年中每年提升城市化率0.66個百分點，而過去四年的平均增長在1.2個百分點。同時，到2014年，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占比為36.63%，距離45%的目標總共相差1.15億人。

2016年10月公布的《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明確要積極推進農民通過對“三權”的自愿有償退出機制的方式，來實現獲取收益、進城落戶，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方式實現城鎮化。非戶籍人口落戶的政策以在農村通過升學、參軍、就業、舉家遷徙進入城鎮的人口，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為重點對象。擁有城鎮戶口意味著可以享受所在城市的社保、教育、醫療、養老等資源。落戶政策一方面保證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持續性，即城市化的持續性；另一方面通過放寬小城市相對于特大城市的落戶政策，以增加其對農村人口的吸引力，也能緩解一些結構問題。

《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文中，要求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農村土地流轉有深刻的經濟學意義。傳統上，我們認為中國已進入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已經消耗殆盡。農村土地流轉改革旨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進一步解放人口紅利。經典的劉易斯模型假設農業生產效率是恒定的，然而現實卻并非如此。如果農業生產效率能夠持續提高，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就能持續。

三、我國當前人口老齡化水平相當于1970s的美國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3.1 中國老齡化程度高、增速快

2016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0.8%。2016年全國總人口達到13.8億人，較2015年增長809萬人。從年齡結構看0-14歲人口占比上升0.1個百分點至16.6%；15-64歲人口占比下降0.4個百分點至72.6%；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0.3個百分點至10.8%。按照聯合國《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確定的劃分標準，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就意味著該國進入老齡化。根據人口模型預測，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繼續提升，至2020年升至12.1%，年均增長0.5個百分點；至2030年升至17.2%，年均增長0.5個百分點；至2040年升至24.6%，年均增長0.7個百分點。

 

當前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近似于70年代的美國、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國老齡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國。對照發達國家人口數據，當前10.8%的老年人口占比相當于1977年的美國（10.85%）、1985年的日本（10.3%）、1970年的意大利（10.8%）。不過上述國家在對應年代的老齡化速度均不及當下的中國。如果拿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增速比較，2011-2016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34個百分點，增速相當于1986-1990年的日本和意大利，而美國直到近些年才達到這一速度。

 

人口老齡化對家庭微觀行為影響顯著。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傾向，給傳統以家庭為單位的“養兒防老”模式帶來了挑戰，還進一步衍生出了“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社會現象。我們從家庭行為的微觀視角，從撫養負擔、消費-儲蓄選擇、資產配置三個方面來剖析老齡化帶來的影響。

3.2 人口老齡化導致全社會撫養負擔或大幅提升

撫養比是目前廣泛使用的衡量撫養負擔的指標。撫養比指的是勞動力人均承擔的撫養人數，即（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勞動力人口。依照國際通行的標準，未成年人口指的是0-1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指的是65歲及以上的人口。

根據我們的測算，2050年，我國的總撫養比將達到69.7%，老年撫養比將達到46.7%，全社會平均撫養負擔將是現在的1.9倍，老年人撫養負擔是現在的3.6倍。2007年后，原本的勞動力人口開始大量退出勞動力市場，而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勞動力市場新鮮血液不足，老年撫養比開始快速上升。當前，我國的總撫養比為36.6%，少年兒童撫養比23.5%，老年人口撫養比13.0%，處于歷史的相對低點；我們的撫養比不僅遠低于美、日、德等發達國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但隨著我國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撫養比有可能出現較大上升。 

隨著人口的老齡化，養老保險支出增速超過收入增速。我國養老保險規模快速增加，2014年參與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離退休人數已達8593萬人，養老保險的收支壓力也開始逐漸顯現。從數據來看，我國社會保險基金中，養老保險的收入一直大于支出，累計余額持續增長。從2000年開始，我國社保基金中養老保險的收入增速一直大于支出。2000-2012年間，養老保險收入年均增速為20.72%，養老保險支出年均增速為18.80%。但從2012年開始，養老保險收入增速下降明顯，支出增速超過了收入增速，累計余額增速也相應減緩。雖然目前我國社保基金中的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高達3.56萬億，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壓力初現端倪。 

 

3.3 人口老齡化導致儲蓄率下降、消費上升、經濟增速回落

生命周期理論認為老齡化社會應以高消費、低儲蓄、低增長為特征。從經典的生命周期理論（Life Cycle Hypothesis）看，一般而言老齡人口儲蓄傾向較低、消費傾向較高，當社會中的老年人口占比增加，社會整體的消費率就會上升，儲蓄率則會下降。而儲蓄率的下降將導致經濟增速的回落。這一特征在日本最為典型，實際上，不少經濟學研究將日本經歷的“失去的二十年”歸因于人口老齡化的加速。

 

然而在中國這一特征尚不明顯。雖然中國老齡化的程度已經相當于80年代的日本，但居民消費增速并未大幅增長，甚至處于歷史較低水平。除了整個宏觀經濟減速之外，還存在一些特有的因素：1）當前一輩老年人是1950年及以前生人，他們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消費觀念受傳統影響較深，大多屬于節儉型，消費能力不強；2）城鎮地區相對富足的老人們有很強的贈與動機。他們對自己的消費雖然克制，但是對后代很慷慨。老年人減少自己的消費為后代進行儲蓄；3）我國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城市為0.88，鎮為1.15，農村為1.44，這與發達國家1.7 的總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少子化使今后的不確定性增加，人們不得不增加儲蓄以防未來的不確定性。

 

從長期看，中國消費終歸向經典理論靠攏，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隨著消費觀念較為現代、消費傾向相對較高的60后、70后逐漸進入老齡化階段，或許將逐漸改變中國老年人“低收入、低消費”的局面，人口年齡結構對消費行為的邊際影響，也將越來越趨近于經典理論的推斷。

3.4 人口老齡化導致居民資產配置發生變化

近年來居民資產多元化配置趨勢明顯。《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2011》的數據顯示，樣本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資產為6.37萬元，持有的非金融資產為115萬元。在金融資產中，儲蓄存款比例最高，占比超過一半，遠遠超過其他類型資產。除存款外，在居民資產中，理財產品憑借較高的收益和較低的風險，增長最為迅速。2010-2014年間，居民理財產品規模增加了6.6倍，占居民資產的比例迅速上升至15%。而保險、股票也展現出了較高的增速，占居民資產的比例也分別上升了3.81%和3.84%。相對應，居民資產中存款比例從72%下降至56%。 

 

相對美國、日本等老齡化嚴重的國家，我國居民的資產配置選擇有相同之處也有差別：共同點表現在金融資產總量近年來出現上升，安全資產比例有所下降；股市參與度顯著增長，通過保險基金等參與股市趨勢明顯；“負債消費”模式有所增長。

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我國儲蓄存款居高不下，而保險、基金、股票絕對占比還是太小；參與股市投資行為的風險度高，直接持股的占比較高，而美日等國則主要通過買入基金等媒介，實現間接持股。

人口結構變化也會影響資產配置選擇：中年家庭更青睞高風險資產，年輕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睞低風險資產。根據美國消費者財務特征調查數據，年輕家庭在有限收入、購房置家、幼兒撫養等多方面約束下，很少投資于風險資產，之后才逐漸參與風險資本市場；隨著年齡增加，居民會趨于風險厭惡，老齡家庭更偏好投資于低風險或無風險資產（如銀行存款、債券等）。其他研究也進一步表明，隨著年齡的遞增，居民對風險資產和無風險資產的配置參與比例分別呈現“倒U型”和“U 型”的分布特征。家庭金融結構與年齡并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表現為隨著年齡增長對風險資產的偏好先增后減。我們發現當家庭年齡處于中年階段時，會更青睞股票等風險資產。而在青年和老年階段時，家庭金融資產的選擇會更為保守，其資產組合顯著區別于中年階段。

四、我國當前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相當于發達國家70年代末水平

4.1 從產能過剩和去產能階段看，中國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相當于發達國家70年代末水平

中國重化工業在經歷長期的供過于求后進入去產能階段。去產能在自2016年啟動的供給側改革中占據重要地位，2016年鋼鐵去產能計劃4500萬噸，實際完成6500萬噸；煤炭去產能計劃2.5億噸，實際完成2.9億噸。2017年鋼鐵去產能計劃5000萬噸，1-6月已全部完成；煤炭去產能計劃1.5億噸，1-7月已經完成了1.28億噸。

 

與中國去產能形成對比的是，70年代末，歐共體和日本也曾相繼開展了鋼鐵等重化工業的去產能計劃。70年代的發達國家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經濟增速在受沖擊后逐漸回落，未能回到之前的水平。然而前期在對經濟的樂觀預期之下，重化工業產能曾經大幅擴張。因此這些行業迅速進入供過于求的階段，到了70年代末，供需格局遲遲得不到好轉之下，歐共體與日本相繼通過全行業協調的方式，開始去化產能。歐、日在70年代的經歷，實際上與中國在歐債危機沖擊后經濟回落、產能大幅擴張導致過剩，產業結構需要調整的背景較為相似。

4.2 日本70年代末鋼鐵去產能

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開始轉型。作為能源極度依賴進口的日本，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既體現在增速上，也體現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上。1973年政府出臺《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安定國民生活臨時措施法》等確保能源供應和分配的措施。同時調整產業政策方向，一是促進高能耗行業從擴張向集約的轉型；二是大力發展加工業，擺脫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三是發展節能技術在內的高技術產業。

1978年“特安法”公布標志著鋼鐵等行業被認定為蕭條行業。石油危機造成能源價格暴漲、世界性需求不振，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的追趕，包括鋼鐵在內的傳統行業，迅速進入衰退期。政府于1978年5月制定了《特定產業安定臨時措施法》，簡稱“特安法”。“特安法”規定平爐電爐煉鋼業、煉鋁業、合成纖維業、造船業等制造業為“結構性蕭條行業”，政府將協助行業處理過剩設備。

 

“特安法”和其他政策條款下，政府對過剩行業設備的處理方法包括：（1）設備注冊制度。對現有設備和生產品種摸底，限制非注冊設備和新增設備的生產；（2）制定準入標準。過剩行業新企業的組建，需要滿足一定產能門檻；（3）淘汰落后設備。新增設備必須首先淘汰一定舊設備；（4）實行政府補償。政府出資收購過剩設備，然后予以報廢；（5）鼓勵使用節能設備。由政策性銀行提供低息貸款，推廣節能設備的使用。此外，政府設立蕭條基金，對由于設備報廢而產生的借款提供信用保證。

同時政府積極干預受蕭條行業影響較大的群體和地區。針對產業調整中可能產生的失業和地方經濟衰退問題，政府還出臺了《特別蕭條地區產業離職者臨時措施法》、《特定蕭條地區離職者臨時措施法》、《特定產業結構改善臨時措施法》等政策。針對失業者的措施包括（1）對失業者進行再就業培訓；（2）雇傭特定產業、地區的失業者，政府對企業提供雇傭開發補助費；（3）延長失業保險金等。針對衰退地區的措施包括（1）支持過剩行業就地轉產；（2）提供轉型企業維持生產的低息緊急貸款；（3）對特定企業退還法人稅、所得稅、提供企業誘導補貼等。

成為蕭條行業的日本鋼鐵產量緩慢下降，鋼鐵行業價格條件好轉。“特安法”之下的日本鋼鐵行業，終于自高速擴張進入衰退期。不過在之后的時間里，日本鋼鐵產量基本維持穩定，也沒有出現大幅下行。到1983年，日本粗鋼產量降至9718萬噸，較1973年的高峰下降了19%，即產量年化降幅僅為1.9%。作為日本鋼價的替代變量，同期鋼鐵行業PPI累計上升了71%。不過， PPI上升不僅僅是去產能的影響，PPI回升是外部沖擊、經濟轉型和行業發展變化三者合力的結果。

在總產量穩定的背后，是先進產能逐步替代落后產能，日本鋼鐵的國際競爭力依舊在提升。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10座高爐中，日本占有7座。至1982年，日本粗鋼產量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鋼鐵生產國，僅次于蘇聯。

 

4.3 歐共體70年代末鋼鐵去產能

和日本同期遭遇的外部沖擊一致，西歐粗鋼產量在 1974 年達到峰值后，即陷入嚴重的鋼鐵危機，產能過剩、需求萎縮。歐共體國家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來化解西歐產能過剩，應對鋼鐵危機。

1977年歐共體出臺“達維尼翁計劃”，限制鋼鐵降價，去化鋼鐵產能。歐洲在 1976 年提出在歐共體范圍內確定鋼鐵產品價格指導方針來防止惡性競爭和抵御需求萎縮，并在此基礎上于 1977 年提出了“達維尼翁計劃(Davignon)”。該計劃規定了鋼筋最低出售價格，還提出了等量置換和減量置換的建議，即每增加一噸產能就要有相當的產能或更大的產能被淘汰，以防止產能擴張。

在這一計劃指導下，歐共體開始限制各成員國粗鋼產量，規定了最高總產量限額和歐共體成員國內大多數品種鋼材貿易量最大限額；建立最低價格機制，評估鋼鐵企業競爭力，完善鋼鐵行業補貼制度。政府補貼主要用于設備升級與安置工人，以大幅削減鋼鐵產能，提高行業和企業競爭力。1978 年后，補貼大部分被用于建立替代性行業和轉崗員工培訓。在針對限制進口方面，歐共體還與其 15 個主要鋼材進口來源國（占進口鋼材總量 75%）達成了“自愿限制協議”。協議對從歐洲自貿成員國之外的國家進口鋼材數量進行明確限額，對進口價格也做了明確規定。

4.4 鋼鐵去產能與PPI、鋼鐵板塊股價的互相作用：以日本為例

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末出現的通脹實際上是外部沖擊、經濟轉型、和行業發展變化三者合力的結果。從1978年日本鋼鐵產業逐漸成為蕭條行業以來，日本的PPI和CPI確實出現了明顯上升的趨勢。但從之前石油危機的歷史表現、以及鋼鐵行業PPI波動小于全行業PPI的現象來看，我們認為鋼鐵行業價格上漲并非PPI指數大幅上揚的首要因素。貌似“去產能”引起的通脹，實際上有外部沖擊、經濟轉型和行業發展變化三方面的原因。

輸入型通脹是解釋鋼鐵行業波動的關鍵變量。從產能數據看，作為“特安法”規定的蕭條行業，日本鋼鐵行業在1978-1983年間產能一度繼續著慣性擴張，但擴張速度已經放緩。在這一階段中，鋼鐵行業景氣出現先強后弱的走勢。

 

結合鋼鐵行業數據與通脹數據，可以看到，78年后鋼鐵行業表現以及拐點，均與通脹走勢密切相關。從78年1月到80年5月，原油價格大幅上升，導致日本PPI持續走高。在這一階段，鋼鐵行業實際上是比較景氣的，具體表現為粗鋼產量上升、粗鋼庫存下降、產能利用率上升；而從1980年6月到1981年6月，PPI從高點回落，鋼鐵行業才展現出蕭條的特征，具體表現為粗鋼產量下降、粗鋼庫存上升、產能利用率下降。

日本鋼鐵行業的產能去化較慢，在去產能政策推出初期到產能真正拐點之前，鋼鐵行業股價迎來三波上漲行情，且漲幅明顯優于大盤。1974年10月-1978年底，鋼鐵股表現是弱于大盤的。1978年12月開始，即“特安法”公布半年之后，鋼鐵股走勢發生明顯好轉，1978年12月-1981年8月，新日鐵住金和神戶制鋼兩家公司的股價有三次明顯上漲。在此期間，新日鐵住金股價漲幅為95.7%，神戶制鋼股價漲幅則高達122.9%；與此同時，日經225指數從5967點緩慢上升到7816點，漲幅僅為40%。

 

 

去產能前期PPI走勢與PPI鋼鐵分項走勢較為一致，股價走勢則具有一定滯后。PPI同比和PPI鋼鐵分項同比大幅上漲分別開始于1979年3月和1980年4月，而新日鐵住金股價最大漲幅（即第三波上漲）則開始于1981年3月。

產能拐點前夕，鋼鐵股曾迅速下跌，隨后表現顯著弱于大盤。從1981年8月開始，鋼鐵股出現了持續的下跌。1981年8月-1982年9月，新日鐵住金和神戶制鋼股價跌幅分別為40%和36.2%，跌幅遠高于大盤。從1982年9月開始到1984年底去產能結束，鋼鐵股走勢基本保持平穩，新日鐵住金股價漲幅為14.8%，神戶制鋼則為15.4%。與此同時，日經225指數從7123點大幅上漲為11543點，漲幅高達62.1%。

 

五、環境污染與單位能耗的國際比較

5.1 我國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

我國環境污染問題復雜且緊迫，政府近年加大環保力度。根據中國環保部發布的《2016年環境狀況公報》，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的城市僅占全國全部城市數的24.9%，飲用水源也有約10%不達標。除此之外，土壤污染成為全國工業城市基地遺留的尖銳問題，生態環境被破壞的速度也遠高于自然生態修復速度，其惡化趨勢也未能扭轉。因此綠色發展和推動自然資本大量增值已然成為政府發展經濟一再強調的重點目標。目前我國環境保護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近年來政府為解決突出的環境問題，不斷完善環境保護政策法律法規體系，同時加快調整產業結構，逐步減小我國對能耗產業的依賴程度。

 

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往往呈現倒U型關系，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由諾貝爾經濟學家庫茲涅茨于1955年提出的庫茲涅茨曲線引申而來，目前在學術界獲得相對廣泛的肯定。類比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變化的倒U形關系，經濟增長（人均GDP）與環境污染程度也存在相應的倒U形邏輯：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且會隨著經濟發展程度而加劇；但是當經濟發展到達一定水平——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之后，環境污染程度會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得到改善。

 

5.2 中國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落后發達國家約20-30年

從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國和英美日等發達國家均已經進入EKC曲線右側下滑區域。因為EKC曲線的局限性在于它只研究特定的環境污染物，比如大氣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所以以EKC特征明顯的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為環境污染程度指標，美國，英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中國在大氣污染EKC曲線上均已經入右側區域。盡管作為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目前EKC整體表現不顯著，但難以否認EKC是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收入與環境關系的基本軌跡。

中國相比英美日等發達國家進入EKC右側通道晚20-30年。在二氧化硫EKC上，中國比英美日晚了近30年走到拐點；而當中國在2006年達到二氧化硫排放峰值時，其二氧化硫排放量約為2589萬噸，和美國拐點數值（2804萬噸）差距不大。而在以氮氧化物衡量的EKC上，中國2012年拐點處的氮氧化物排放量為2338萬噸，略低于美國拐點處氮氧化物的排放值（2534萬噸）。

 

5.3中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整體拐點將很快到來

橫縱坐標方面均反映中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即將迎來拐點。從橫坐標來看，據格魯斯曼和克魯格（1995）提出EKC曲線時發現，曲線的拐點實際上會因為污染物指標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但大多數國家在人均GDP8000美元之前達到拐點。2016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123美元，正處于上述拐點人均GDP值域附近，應該緊鄰或已經出現拐點。

再從縱坐標來看，根據上述數據和現存研究，在EKC曲線研究局限性背景下，中國的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已經進入下行通道；主要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已經分別在2006年和2012年就出現了拐點，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雖然還未出現峰值，但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交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的目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預計可能進入下行通道，所以主要大氣污染物的疊加總量應該將在未來幾年之內達到峰值。

綜合EKC曲線的橫縱坐標，中國人均GDP剛剛越過多數國家EKC曲線拐點出現時的經濟發展水平，而大氣排放量也馬上會迎來總體疊加峰值，加之政府大力度的新環保體制出臺，在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下，國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和認知加強會進一步拉動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的到來。

5.4 中國單位GDP能耗相當于發達國家80年代水平

我國單位GDP能耗近35年來呈下降趨勢。單位GDP能耗是反映國家能源利用總體狀況的能源效率指標，其下降幅度越大代表我國低能耗進程發展越快，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越小。2016年我國單位GDP能耗為0.61噸標準煤，同比下降5%，高于政府預期。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1980年以來，我國單位GDP能耗一直處于下降通道中：1980年到2002年單位GDP能耗呈線性減小，12年間下降了1.75噸標準煤每萬元；2003年到2005年出現小幅上升至1噸標準煤每萬元，因為該時間段內高耗能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加速發展；2006年至2015年，在政策導向下，單位GDP能耗回到直線下降通道。

 

中國的單位GDP能耗水平相當于全球平均單位GDP能耗1993年的水平，中等收入國家2000年左右的能耗水平，高收入國家80年代水平。盡管截至2015年我國單位能耗下降成果顯著，但如果將中國置于全球范圍的橫向比較中，我國能耗依然高于發達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以2011年不變價計算，2014年全球平均消耗每千克油當量，可創造7.89美元的GDP值，高收入國家可創造8.8美元，而中國僅能創造5.7美元，相當于中等收入國家約15年前的創造效率。而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早在1998年單位能耗就能創造了5.7美元GDP，2014年消耗同樣單位能耗的油當量比中國多創造約3美元GDP。由此可見中國單位能耗創造GDP的效率相比全球其他國家仍有很大差距。

政府規劃在十三五期間單位能耗較2015年下降15%。根據國家發改委公布數據顯示，2017年政府預計全年單位GDP能耗環比下降3.4%，與2016年目標保持一致。政府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計劃中都對單位GDP能耗提出目標并制定相關政策推動目標實現。十三五計劃中提出我國將全面節約和高效利用能源，實行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全民節能行動計劃，加強高耗能行業能耗管理；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將控制在50億噸標準煤以內，單位GDP能耗將比2015年降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