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針決定是否對涉及技術轉讓等知識產權領域展開“中國貿易行為”調查。中美經貿關系面臨重大挑戰，一旦爆發貿易戰不僅對雙邊關系，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其他相關貿易對象國，還可能產生溢出效應引發全球連鎖性反應，對全球經貿產生新一輪重大沖擊。

以“公平貿易”之名行使“規則霸權”之實

特朗普政府宣稱的以美國“利益優先”為前提的所謂“公平貿易”，實質上拋棄了目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以雙邊“討價還價”方式來尋求對美國更為有利的貿易條件。特朗普啟動《1974年貿易法》的“301條款”，對中國就知識產權問題發起貿易調查，并讓中國退還估值3000-4800億美元價值的知識產權費就是最明顯表現。

近些年來，美國打著“公平貿易”的幌子，不遺余力地通過貿易規則來保障和推動其知識產權密集型產品的貿易。自1989年美國首次發布《特別301報告》以來，中國每次都被收錄于“黑名單”中，美國將貿易摩擦領域從傳統產業拓展到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知識產權領域，表明中美貿易摩擦焦點從平衡國際收支轉向了產業競爭和爭奪世界市場份額。

近年來，知識產權調查已經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貿易救濟手段，其做法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是通過推動全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保護美國知識產權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貿易，防止其產品在國外被侵權。標志性的事件是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極力推動將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貿易聯系起來，在國際上建立一套高標準、嚴要求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并最終達成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即Trips 協議）。二是通過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發起知識產權調查強化本國知識產權保護，防止其國內市場遭受進口品的不公平貿易，確保相關產業的知識產權不受國外商品侵害。

此次按著美方說法，中國在半導體、微型芯片、工業機器人、醫療設備、智能傳感器、航天航空、通訊工具、鐵路運輸、電動汽車、農業設備等領域會影響到美國的知識產權及技術轉讓。而此前，特朗普政府也在電子半導體、通訊設備、醫療器材、智能制造等領域均已經發起過“337調查”。有美國業界人士就分析，特朗普“301貿易調查”的背景或是“中國制造2025”政策。因為，中國在微型芯片、無人駕駛、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其他未來關鍵技術領域的成就，正引發美國政府擔憂。

除了貿易領域之外，保護主義還延伸至投資領域。投資和產業保護將成為中美經貿摩擦的重要內容，其主要表現形式包括：一是以國家經濟安全為由否決中國企業投資并購美國企業；二是拒絕華為等中國制造企業進入美國政府采購名單，“購買美國貨”條款將可能卷土重來；三是網絡安全問題可能再度升溫；四是久拖未決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將可能最終難產。由此可見，美國知識產權領域的“301調查”，其本質是以“公平貿易”之名行使“規則霸權”之實。

“貿易平衡”不利于美國根本利益

美國長期以來的結構不平衡和貿易赤字并非源自中國或任何國家的貿易傾銷，導致這種結構不平衡的原因很復雜，不僅與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和產業政策選擇有關，也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全球價值鏈密切相關，更與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有關。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球范圍內制造業出現了三次跨國大轉移，制造業跨國投資、技術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動了生產全球化，特別是隨著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和內部生產網絡的形成，成為經濟全球化在生產、制造、流通領域的突出表現，全球價值鏈基礎也由此形成。

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跨國公司是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占全球貿易的80%，2011年全球100家最大跨國公司的海外銷售收入和雇員人數的增速都明顯高于母公司的業績增長。加入WTO以來，美國跨國公司通過在華設立生產制造基地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主導下中國加工貿易體系也成為美國價值轉移和貿易利益的主要獲利渠道。

以貿易總值和關境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統計法，高估了中美貿易逆差情況。如果扣除跨國公司關聯交易，美國貿易逆差將下降2/3，對華逆差下降30%；扣除在華外資企業出口的因素，美國對華逆差將減少73%；如果再扣除加工貿易部分，這個數字將減少91%。因此，特朗普政府阻止美國跨國公司的進一步產業轉移及有關技術轉讓或技術合作的活動，甚至通過稅收優惠（甚或關稅懲罰）以及政府采購等形式阻斷全球價值鏈聯系，以及美國跨國公司海外生產布局的做法并不利于美國國家競爭力和貿易利益。

“貿易戰”恐引發連鎖反應

美國龐大的貿易赤字并非是個“新問題”。早在1999年開始，美國貿易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就超過了3%。中國在其中占比攀升速度明顯落后于美國貿易赤字比重擴增的速度，2009年還出現下滑，過去五年這一占比基本維持不變。

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發布的《理解美中貿易關系》報告，中國已從2000年的美國第11大出口市場成長為如今美國的第3大商品與服務市場。2015年，中國從美國購買了165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占美國出口的7.3%，以及美國經濟產出的1%。2015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直接或間接地支撐了180萬個新工作和1650億美元的GDP。如果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和中國對美國的投資的經濟收益相結合，則共計產生260萬個美國工作和2160億美元的GDP。

“中國制造”也降低了消費商品在美國的價格，抑制了通脹。整體而言，美國消費價格由于中國較低的進口價格而下降了1-1.5個百分點。典型的美國家庭在2015年收入在56500美元；與中國的貿易讓這些家庭節省了850美元。多年來美國經濟從與中國的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國民福利和貿易利益。因此，美國從貿易戰中未必能夠獲得更大利益。美國貿易依存度較低，其進出口占GDP比重為27%，因此其通過貿易政策刺激出口和減少進口，對于美國經濟的拉動作用較為有限。

對于美國單邊制裁和規則霸權的做法，中國始終表態將通過加強與美國的貿易合作來防范貿易戰的爆發和升級。中美一旦爆發貿易沖突，中國也已明確表態要采取有針對性的反制性措施。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美國出口的26%的波音飛機、56%的大豆、16%的汽車、15%的集成電路目的地是中國。受此影響，美國知識產權和高科技領域可能首當其中。

在全球經濟中，如果GDP排名第一的美國與排名第二的中國之間貿易摩擦加劇，還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其他相關貿易對象國。不僅如此，美國知識產權調查不排除進一步在全球范圍內擴散。去年4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2016年《特別301報告》，就對73個貿易伙伴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進行了評價，將中國、俄羅斯等11個國家列入“重點觀察國”名單，將瑞士、加拿大等23個國家列入“觀察國”名單，知識產權領域的摩擦可能會在全球范圍驟然加劇，全球將不得不面對以強硬的保護主義和高端生產要素流動壁壘為特征的新一輪沖擊，而這恐怕是一個令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