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實體經濟，實現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既是經濟運行中的重大挑戰，也是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重大任務。

●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最大空間在農村，最大掣肘在于農民土地財產權未得到落實。為什么中等收入群體中的農民比重嚴重偏低，主要原因是其財產性收入占比太低。

●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一是加大了企業稅收負擔，90%的稅從企業征收；二是產生了稅收逆向調節的矛盾，中低收入群體實際承擔的流轉稅稅負要高于高收入群體。適應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需要逐步改變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比重。

2016年以來，經濟全球化“黑天鵝”事件頻發，全球化逆潮涌動，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加大。這存在多方面的復雜原因，其中，因貧富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減少催生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是重要因素。在這個特定背景下，研討經濟全球化與中等收入群體，以求解“中等收入群體焦慮”這個世界性重大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對中國來說，面對收入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的現狀，未來5-10年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要保持6%以上的經濟增長，明顯提高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而且要抓住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加大利益關系調整力度，使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從2013年的25%左右提高到50%以上，實現規模倍增。

如何判斷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現實性？

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新階段，經濟結構變革的趨勢性特點比較突出，制度結構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這將為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提供重要機遇。

1、產業結構變革趨勢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產業結構升級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前提。中等收入群體既是產業結構變革的主體力量，又是產業結構變革的重要成果。“十三五”，中國的產業結構正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服務經濟的創新發展正在引領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估計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將達到58%左右；到2030年達到70%左右。產業結構升級將深刻改變就業結構與提升就業收入。估計到2020年，服務業就業占比將從2015年的42%提升到50%左右；2030年有可能達到60%左右。由于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總體高于一、二產業，服務業就業比重的提升，意味著中高收入就業崗位的增加，意味著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的發展空間。

2、消費結構變革趨勢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當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的“升級型”特點相當突出，并成為推動消費結構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的內在動力。估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將從當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2030年將達到55%以上。消費結構升級不僅將催生新供給、新產業、新業態，還帶來較高收入的就業機會。例如2016年上半年，教育、娛樂、醫療保健等服務行業用工需求同比增長分別為57.1%、40.2%、13.6%。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明顯超過傳統服務行業。可以預期，消費結構升級及制造業服務化的快速發展，將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供新的空間。

3、城鄉結構變革趨勢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從現實情況看，中等收入者80%以上來自城鎮，未來農民與農民工將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目前，在城鎮化快速發展并且加快轉型的新階段，估計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每年提高1-1.2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60%左右；2030年達到70%左右。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城鎮，其就業形態將日趨多元化，收入來源日趨多元化，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如果相關改革能夠取得突破，估計2020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達到城鎮居民的40%以上（2016年為36.8%），2030年有望達到60%左右。按照這個預測，未來5-10年一部分農民和農民工有條件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如何以調整財產利益關系為重點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

總的看，經濟轉型升級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帶來歷史性機遇。從社會關注的焦點看，要把這個機遇轉變成為現實，關鍵是要盡快以財產權為重點調整利益關系。一方面，城鄉居民的財富存量不斷增長，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有所擴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財產權處理不好，將導致中等收入群體的波動性增大，并由此拉大貧富差距。

1、扭轉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防止虛擬經濟和房地產異常波動引發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下降。當前，股票和房產已經成為相當部分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財富載體。例如，中等收入群體大部分財富配置在房產上，部分中等收入群體還擁有證券資產。近幾年，股市和樓市的異常波動，資金脫實向虛、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反映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這不僅加大了金融體系風險和實體經濟融資困難，也增大了中等收入群體的不穩定性。振興實體經濟，實現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既是經濟運行中的重大挑戰，也是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重大任務。

2、加快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使部分農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客觀講，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最大空間在農村，最大掣肘在于農民土地財產權未得到落實。為什么中等收入群體中的農民比重嚴重偏低，主要原因是其財產性收入占比太低。2015年，全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7.92%，農民僅為2.20%。究其原因，不是農民缺乏財產，而是農民所擁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和集體用地等財產尚未物權化、資本化，難以給廣大農民帶來穩定的財產性收入。初步測算：第一，土地承包權流轉。戶均耕地為8畝左右，若每畝流轉平均收益500元左右，每戶農民每年可新增流轉收益4000元左右；第二，宅基地使用權流轉。農村宅基地估值約為50萬億，戶均22.7萬元。如果年收益率達到5%，每戶農民每年可獲得1.1萬元左右的新增收入。若上述兩項財產性收入能落地，每戶農民每年可新增收入1.5萬元左右，由此為一部分農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提供重要條件。

3、提升產權保護的制度化與法治化水平，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制度預期。當前，城鎮居民普遍關注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限問題。前不久，李克強總理明確提出，到期土地“可以續期，不需申請，沒有前置條件，也不影響交易”。這需要在法律上盡快明確下來，以穩定社會預期。例如，中高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是創新創業，尤其是科技創新高度依賴知識產權保護。為什么這些年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30%，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為知識產權資本化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此外，以員工持股的形式實現勞動力產權是普通勞動者自身價值資本化的重要途徑。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的要求，在條件成熟的企業盡快實行規范的員工持股。

如何以結構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結構性矛盾？

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性變化蘊藏著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巨大潛力。問題在于，當前制約中等收入群體成長的結構性矛盾還比較突出，并由此成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總的看，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要以城鄉結構、教育結構和稅收結構變革為重點，通過結構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1、加快城鄉結構變革，在城鄉一體化中使部分農民和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當務之急是在嚴格農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規劃限制的前提下，盡快賦予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的物權性質。這就需要改變農村土地承包權流轉限于集體成員內流轉的相關政策規定；在法律上明確農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屬性；盡快打破城鄉建設用地的市場分割，統一城鄉用地市場。與此同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使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盡快退出歷史，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統一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

2、加快教育結構變革，在提升人力資本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教育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因素。當前的突出矛盾是：一方面，每年有700多萬大學畢業生，其中一部分面臨就業難、學非所用的突出問題。2016年本科生畢業所找工作與所學專業相關度僅為59.2%；另一方面，制造業轉型升級急需的實用型、技術型人才嚴重短缺。日本產業隊伍中的高級技工占比達到40%，德國達到50%，而我國僅為5%左右。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需要通過教育結構改革和教育市場開放，加快形成創新型、開放性、專業化的教育體制，形成全社會辦教育的社會環境，形成與經濟轉型升級相匹配的人力資源結構。由此，使具有創新意識、專業技能的勞動者有條件進入中高收入群體。

3、加快稅收結構變革，形成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新稅制。合理的稅收結構能夠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并且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的自我認同感。從實際情況看，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一是加大了企業稅收負擔，90%的稅從企業征收；二是產生了稅收逆向調節的矛盾，中低收入群體實際承擔的流轉稅稅負要高于高收入群體。適應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需要逐步改變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比重。此外，擴大以財產稅為重點的直接稅征收范圍和征收力度，有利于降低工薪階層稅負。有人擔心，開征房產稅和遺產稅會影響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從國際經驗看，財產稅重點是強化中高收入群體應有的納稅義務，同時降低中等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負擔，關鍵要合理設計并且推進相關的配套改革。

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它對推進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對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體焦慮”、對推進、引領經濟全球化都有著多方面的重大影響。